（讲述：陈女士/文：梧桐有故事）

　　我妈李桂芳，是2023年清明后第三天走的。确诊卵巢癌晚期时，医生私下说五年生存率可能不到5%，可她硬是撑了八年。这八年，像一场漫长而残酷的拉锯战，到最后，看着连喝口水都吐出来的她，我唯一的念头竟是：妈，少受点罪吧。

　　一、

　　时间倒回2015年秋天。我妈那年58岁，刚退休三年，正兴致勃勃地筹划着和老姐妹们去江南旅游。出发前两周，她说肚子好像有点胀，裤腰紧了。我们以为是更年期后正常的“发福”，都没在意。

　　旅游回来，腹胀不但没消，反而更明显了。她自己摸着下腹部，嘀咕：“感觉有点硬邦邦的。”又过了两周，她出现了新症状：吃完饭特别胀，偶尔还有隐隐的坠痛。最奇怪的是，她发现自己腰围猛增，但脸和四肢却似乎没胖。

　　在我坚持下，她去了区医院。B超医生看了很久，眉头越皱越紧：“腹腔里有很多积液，而且……附件区有个很大的混合性包块，边界不清。赶紧去大医院看看。”

　　“积液”、“包块”、“边界不清”——这些词让我心里发慌。我们立刻去了市肿瘤医院。增强CT结果出来那天，妇科肿瘤科的刘主任指着片子，语气很凝重：“右侧卵巢可见一个直径约8厘米的实质性肿块，形态不规则，腹膜、大网膜上已经有多个粟粒样结节，腹腔大量积液。结合肿瘤标志物CA125高达1200U/ml，临床诊断高度怀疑是卵巢癌，而且很可能是晚期。”

　　“晚期？”我妈当时就懵了，“我没什么感觉啊，就是有点胀……”

　　“卵巢癌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刘主任解释，“它位于盆腔深处，早期很难被发现。很多患者出现腹胀、腹围增大时，往往已经不是早期了。现在需要尽快手术，明确病理分期，同时尽可能切除所有可见的病灶。”

　　一周后，我妈接受了“卵巢癌肿瘤细胞减灭术”。手术做了将近6个小时。结果比预想的还糟：开腹后发现，癌细胞已经广泛种植在腹膜、大网膜、肠道表面，并伴有大量腹水。病理报告是高级别浆液性腺癌，FIGO分期IIIc期。刘主任坦诚地告诉我们，这个分期意味着癌症已经超出了盆腔，属于晚期，治愈难度极大，预后不乐观。

　　“积极治疗的话，五年生存率大概有多少？”我颤抖着问。

　　刘主任沉默了几秒，说：“医学上没有绝对，个体差异很大。但根据大规模的临床数据，IIIc期卵巢癌的五年生存率，大概在20%-30%左右。你母亲的情况，腹腔内播散比较广泛，可能……还要再低一些。”

　　后来，我查了很多资料，看到一些更严峻的数据。那一刻我才明白，我妈要打的，是一场多么艰难的仗。

　　二、

　　术后，我妈开始了第一轮化疗：紫杉醇联合卡铂，每三周一次，计划做6-8个周期。

　　化疗的苦，我是亲眼看着她一口一口咽下去的。第一次化疗后第四天，她开始大把大把地掉头发。她爱美，有一头浓密的黑发，看着梳子上、枕头上的落发，她偷偷哭了好几回。后来，她让我爸给她剃了个光头，买了好几顶漂亮的帽子，笑着跟我们说：“这下凉快了。”

　　比脱发更难熬的是恶心呕吐和骨髓抑制。她用上了最好的止吐药，但还是食欲全无，闻到油味就干呕。白细胞和血小板动不动就跌到谷底，打升白针后全身骨头酸痛，她整夜整夜睡不着，咬着被子忍。一个疗程下来，她瘦了十几斤。

　　但治疗是有效的。6个疗程后，CA125降到了正常值，CT复查显示腹腔内的结节明显缩小、减少。2016年夏天，她达到了“临床完全缓解”。我们全家都松了一口气，仿佛看到了阴霾后的阳光。

　　此后的两年，是相对平静的“维持期”。她定期复查，CA125一直稳定。她重新开始跳广场舞，学画画，还跟着老年大学去了趟桂林。我们几乎要相信，奇迹真的发生了。

　　然而，2018年年底的例行复查，给了我们当头一棒。CA125悄无声息地升到了80。增强CT显示，盆腔底部出现了一个新的、约2厘米的软组织影。

　　第一次复发，来得静悄悄，却异常坚定。

　　刘主任建议再次手术，但评估后发现复发病灶位置靠近重要血管和肠管，完整切除风险极高。于是，我们进入了二线化疗：吉西他滨联合顺铂。这次，药物的副作用似乎更猛烈了，神经毒性让她手脚麻木，冬天碰到冷水像针扎一样疼。

　　化疗再次让肿瘤缩小，但仅仅维持了十个月。2019年秋天，CA125又开始攀升。

　　三、

　　从2019年到2022年，我妈像一名疲惫但顽强的战士，在一条越来越窄的战线上辗转。

　　我们用过拓扑替康、脂质体阿霉素等不同的化疗方案。效果一次比一次维持的时间短，从十个月，到六个月，再到三三个月。她的身体就像一块被反复冲刷的土地，越来越贫瘠。体重常年维持在80斤左右（她以前有110斤），头发剃了长，长了又掉，指甲变得灰暗易裂。

　　2021年，基因检测带来了短暂的光芒——BRCA基因阴性，但HRD（同源重组缺陷）阳性。这意味着她可以从PARP抑制剂（一种靶向药物）中获益。我们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开始了靶向治疗。起初的几个月确实不错，CA125控制住了，她甚至能出门短途旅行。我们又一次燃起希望。

　　但癌症的狡猾超乎想象。不到一年，耐药还是发生了。腹水再次出现，需要定期去医院抽水。抽水能暂时缓解腹胀，但带走的还有宝贵的蛋白质和营养，她越来越虚弱。

　　2022年底，主治医生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目前可用的、标准化的化疗和靶向方案，基本上都尝试过了。效果都不持久。接下来，可以考虑参加临床新药试验，或者……主要以支持治疗、减轻痛苦为主了。”

　　我明白“支持治疗”意味着什么。走出医生办公室，我在楼梯间坐了整整一个小时，眼泪流干了，心里空荡荡的。

　　四、

　　最后的战役，是在家里进行的。我妈坚决不肯再去医院“折腾”了。她说：“让我在家里吧，我看着你们，心里踏实。”

　　我们请了有经验的护理阿姨，我几乎放下了所有工作陪她。最后半年，癌魔展现出了它最狰狞的一面。

　　最可怕的，是肠梗阻。由于癌细胞在腹腔内广泛种植、粘连，她的肠道功能完全紊乱了。先是严重便秘，需要用各种通便药、灌肠。后来，变成了不完全性肠梗阻。她开始呕吐，起初是吃了饭吐，后来是喝了营养液吐，最后，发展到连喝一小口温水都会在几分钟后剧烈地呕吐出来。

　　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她渴得嘴唇干裂，我们用棉签蘸水给她润唇，她贪婪地吮吸着那一点点湿意。偶尔，她实在忍不住，哀求着：“就给我喝一小口，一小口就好。”我们心如刀绞地喂她一点，然后眼睁睁地看着她不久后蜷缩着身子，痛苦地将那点水连同黄绿色的胆汁一起呕出来。吐完之后，她瘫在那里，只有眼泪无声地从眼角滑落。

　　因为无法进食进水，全靠静脉营养，她的身体急剧衰竭。皮下脂肪消失了，皮肤薄得像一层纸，贴在骨头上。翻身的时候，需要格外小心，生怕弄疼了她。

　　疼痛也越来越难以控制。从口服止痛药，到贴芬太尼透皮贴剂，再到需要皮下注射吗啡。即使这样，她还是常常在睡梦中无意识地呻吟。我和护理阿姨轮流守夜，听着那细微的呻吟，感觉自己的心也被一寸寸碾碎。

　　“让我走吧。”有一天，她清醒的时候，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对我说，“太累了……太疼了……撑不住了……”

　　我握着她皮包骨的手，把脸贴在上面，泪水浸湿了床单。我竟然说不出一句“坚持下去”的谎话。那一刻，我所有的祈祷都变成了：让这一切结束吧，让妈妈少受一点罪吧。我为自己有这样的念头感到羞愧和罪恶，但看着她在人间炼狱里煎熬，这又成了我最真实的渴望。

　　五、

　　最后一周，她大部分时间处于昏睡状态。2023年4月的一个清晨，她的呼吸渐渐变得微弱、延长，然后，就像一缕轻烟，悄然停止了。

　　没有影视剧里戏剧性的告别。她安静得像是终于沉沉睡去，脸上那些因痛苦而长期紧锁的皱纹，似乎也微微舒展开了。

　　我没有嚎啕大哭，反而感到一种虚脱般的平静。八年的弦，绷得太紧太久了，忽然断裂，只剩下无尽的麻木和回响。

　　葬礼过后，我开始整理她的东西，看到了厚厚几大本病历、一沓沓化验单、各种药物的说明书。这八年，她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二十多次住院，上百次化疗、靶向治疗，抽过无数管血，拍过无数张片子。她用惊人的毅力，把那个冰冷的“5%”的预期，足足延长了三年。

　　我敬佩她的顽强，但也无数次质问：这最后阶段极致的痛苦，是否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作为家人，在执着于“延长生命”的同时，是不是也该更早、更勇敢地去思考如何“尊重生命”，包括它的尽头？

　　六、

　　妈妈走后，我花了很长时间学习和了解“安宁疗护”。我才知道，对于晚期患者，除了积极的抗肿瘤治疗，还有一种选择，叫“舒缓医疗”。它的目标不是治愈疾病（当治愈已无可能时），而是尽全力减轻患者的痛苦——无论是身体的疼痛、腹胀、呕吐，还是心理的恐惧、焦虑。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在最后那半年，也许我会做出一些不同的选择：更早地请专业的安宁疗护团队介入；不再执着于尝试可能无效且副作用巨大的治疗；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如何让她更舒适、更有尊严地度过最后时光——比如，用专业的医疗手段更好地控制她的呕吐和疼痛；比如，多和她聊聊过去开心的事，而不是仅仅盯着化验单上的数字。

　　我妈用她的八年，教会了我生命的坚韧，也用她最后半年的苦难，教会了我生命的另一面：有时，放手比坚持更需要勇气，而减轻痛苦，本身就是一种深爱和慈悲。

　　我想对每一个正在经历类似苦难的家庭说：当与疾病的战争进入最后的阵地，请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最初和最终的目的，都是让我们所爱的人，少受一点罪。多关注患者的感受，而不只是疾病的指标；勇敢地和医生探讨所有可能的选择，包括如何更好地舒缓痛苦；珍惜每一个还能平静相处的当下。

　　这很难，这违背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留住亲人”的本能。但这是我妈妈，用她最后连水都喝不下的日子，让我明白的最沉重的事。愿天下父母，都能少一些这样的磨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