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的广场舞刚散，长椅上那拨老兄弟又聊开了。有人拿出缴费清单，说自己在厂里一辈子干到手的退休金也就两千来块；隔壁楼的老同学，机关出来的，月月到手六千多。一句“当年都在一个操场跑早操，现在一个走路一个打车”把周围人都逗笑了，笑完心里发酸。

　　这情绪不是今天才有。九十年代，养老这件事开始分岔。企业职工从“单位兜底”改成社会保险，自己和单位一起缴费、按缴费工资和年限来算；机关事业单位那套原有退休制度继续沿用，退休金跟退休前工资挂比例。那时候大家也没想着差别会越来越大，可账一算就看出来了：2004年的全国数据，企业职工人均退休金七千多点，事业单位和机关的分别是一万四千多和一万五千多，几乎翻倍。数字背后都是人，一想就堵。

　　你去上海的老小区打听，专门能听到具体的差距。老胡和爱人97年从企业退休，每个月各拿一千来块；同小区的马老师从中学教书岗位退下，一月两千左右。这种“一个小区三种命”在各地都不稀罕。北京那会儿更直观，企业退休平均一千出头，干部这边能到四千，前者连后者的三分之一都不到。有人说这不公平，是谁不努力了吗？宋晓梧说过一句让人记住的话：“两个企业退休高工不如一个机关退休勤杂工。”这话搁谁身上都刺耳，可现实就是这么摆着。

　　国家不是没动过，企业退休这边从2005年开始连着加了很多年，思路就是努力往上提。到了2015年，企业退休人员的人均月养老金涨到两千出头，跟2005年那会儿七百相比是实打实的上涨。可有个尴尬的地方，大家的基数不一样，同样涨一点，绝对差距反而还在拉。加上调整办法里那种“定额加挂钩”的搭配，出了一个很让人难受的现象——有的同批进厂、同样条件的人，后退的反而比先退的少，嘴上说着政策有道理，心里就是过不去。更现实的是替代率的掉头，养老金占退休前工资的比重，从2002年的七成多一路降，到了2013年只剩四成多，连国际劳工组织说的最低线都没够。数字一变，人过日子就更紧。

　　日子怎么紧？物价是会吃钱的。有人写信说自己07年退休一月一千七，后来也就一千九，涨是涨了，可米面油、物业费、煤气水电都涨得更快，手里那点钱转一圈又回到原点。看病更是大头，一个东北的退休阿姨感冒做了检查，花了一千多，她半开玩笑半真抱怨，“这不就是一个月的收入嘛！”更别提那些得慢性病、大病的，七十岁的封大妈被医院测出右肾严重萎缩，家里就那点低保，疼起来就吃止痛片，不敢往下一步做检查，走廊里坐一会儿就走了，怕医生开单子。你说这些是不是政策能解决的？当然要解决，但落到每家每户，感觉太慢了。

　　并轨是个必须迈的坎。2014年十月开始，机关事业单位也并入基本养老保险的框架，制度层面上走向一样的模式。这一步意义不小，至少不再是两套计算办法并行。后面调整也不再分两个口径，从2016年起都纳入统一安排，调整方式是定额、挂钩、倾斜三条并用，照顾到困难群体、缴费长的、年龄大的。再往后，省与省之间的基金不均衡，还搭了个中央调剂的机制，把有余的往缺的挪，这个枢纽2018年运转起来后，缓解了一些地方的压力。大家常说提高统筹层级，这两年也看到了进度，往全国统筹去靠，至少把制度的“碎片”越收越少。

　　问题是历史的差距不是一年两年能抹平。企业这边的补充养老覆盖确实不高，很多公司没做企业年金，第一层基本养老金之外的第二层、第三层不够厚，老一波人退休了就只剩基本盘。年轻人现在有了个人养老金的通道，能税收优惠、能自己攒，但这东西救不了已经退休的那一代。你给他们讲金融知识，讲复利，他们只关心下个月药钱够不够、孙子学费能不能搭把手。有人会问，那是不是要都拉平？也拉不平，因为职业路径、缴费记录、地区发展水平差别都在那儿。真正的，不是“谁比谁多”，而是“谁能体面过”。

　　这几年每年都会调整退休金，新闻里说连续十九年、二十年，企业和机关一起调，大家都能感受到涨一点。但是说句实在话，涨到哪儿才叫“心里不堵”？很多老工人提出来的诉求特别直白：倾斜到低收入群体，别搞一刀切；看病上给点实惠，慢性病、大病门槛再低一点；长期护理险覆盖更广些，因为身边走路都不稳的人太多了。城市里已经有不少地方做了试点，老人住院有人管、居家护理有人来，这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养老体系是个多层架构，别靠基本养老金单打独斗，住房、医疗、社区服务、子女教育负担都牵着线。

　　还得承认一件事，情绪有时比数字更有力。那些在机床边站了三十年的师傅、在锅炉房值夜的工人，看着同学、亲戚从写公文的岗位退下来，心里觉得“我不应该被看低”。这个“不应该”，不是盼着把别人拉下来，而是希望自己的付出被看见，体现在账上。有人拿出自己的缴费记录，说每个月都按时按比例缴，干的都是“背不直”的活儿。讲这些，不是为了对立，而是在提醒我们，制度调整不能太讲模型，得看“人”是不是安稳。

　　还有一个不太被提到的点，地区之间的差异一直在。沿海省份、强二线城市企业收入高，缴费基数厚，加上财政余力大，养老金调整空间也更宽；老工业基地、内陆省份，企业转型慢、就业结构老化，基金压力更重。同一代人因为出生地不同，退休后的保障路径不同，这不是谁选择的问题，但确实影响一辈子。把统筹层级提高，能缓和这类差别，但也要守住基本面：不让某个地方的老人掉到线下，不让某个行业的老人沦为“看病难”的群体。

　　对很多人来说，所谓公平很简单，就是不被“晚年打脸”。当年的老照片里，大家穿着一样的蓝工服；如今排队领药那条队，有的人刷卡后还要掏现金，有的人直接走“报销”。一些城市已经做了老年人“倾斜政策”，比如高龄加钱、低收入多一点、艰苦行业再多一点，这类绣花式的劲儿，给人的是“有人记得我”。政策层面还有很多工程要做，缴费记录的数字化、跨省通办、个人账户做实，都是为了让账更清楚、人更踏实。

　　广场上风起了，长椅上有人站起来活动活动腿。老兄弟之间看着彼此笑一笑，谁也不想比惨。他们更关心的是下一次调整能不能让底子薄的人涨得多一点，生病的时候别被排队拖垮，出门坐公交也能享受点便利。其实话就这么直白，干活的时候把命拼在岗位上，退休以后也想活得像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