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一个早上，老张照常推开粮店的木门，柜台上的算盘珠子还沾着昨夜的灰，同事跑来喊说今天不用收粮票了，他低头看着手里那叠发黄的纸片，想起二十年前刚来时师傅教他怎么在粮证上打孔记账，这些纸片养活过他一家老小，如今却像被风卷走的枯叶，一点用处也没了。

　　1960年代，全国两千多个市县都在印自己的粮票，管粮票的行政人员就有上百万人，每个粮店的营业员、仓库保管员、登记的会计，都靠这套计划经济时代的“第二货币”吃饭，供销社的柜台最让人眼热，卖火柴的姑娘也能穿的确良衬衫，因为只有他们能用票换到这些东西。

　　这种铁饭碗在1993年一下子没了，广东最先取消粮本的时候，北京电子管厂的李师傅正忙着改做电风扇，这个曾经一年能赚三亿的军工厂，现在连工资都发不出来，造枪和做家电根本不是一回事，李师傅摇摇头，厂里最后一批转业的年轻人，有人去菜市场卖菜，有人摆修车摊，更多人直接回了老家。

　　变化来得更快的是传呼行业，王姐九四年当上传呼台小姐时，一个月挣的钱比普通工人多出两倍，她记得最忙那天，手里的呼叫单堆成山，一天处理上千条，满大街都喊着call我，可五年后，新来的姑娘抱着手机笑，她连按键都摸不清，到二〇〇〇年，全国传呼台一个接一个关了，那些背得烂熟的电码表，成了谁也不用的废纸片。

　　最重的打击落在国企身上，1997年，哈尔滨锅炉厂让王建军内部退养，那时厂里还堆着卖不出去的锅炉，这个百年老厂，过去全厂职工的孩子都能进重点中学，可市场经济一来，老厂的产能一下就多了，王建军记得那天机器突然全停了，像被人掐了电，三千多人一夜之间丢了铁饭碗。

　　粮票管理员张师傅到退休还留着没用完的粮票，军工师傅王建国的地下室里堆着没卖完的发令枪零件，他们像被火车甩在站外的人，手里攥着作废的票，却不知道该上哪趟车，市场经济一开门，有些活计就没人做了，有些地方就再也没人去，那些人和事，悄悄地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