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行崔老师居住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他们村里的只有一百五十多口人。当时的崔老师听说要办理原民办教师的教龄补助手续，便跑到镇教委去问了一下，可马上就叹了口气说：“算了，我不办了，放弃吧。”大伙都感到非常纳闷：他当初确实干过民办教师，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现在政策允许，又不是什么偷偷摸摸的事情，为什么要放弃呢？

　　崔老师回答说：“我反复考虑过了，我们村里找不到在职的公务员和在职的公办教师给我作证。再者说，还需要三个证人，我到哪里去找呢？跑到外头去找，或许能找到一两个，可那要费多大的劲啊。说良心话，设身处地想一下，要是有人来找我给他作证，我是不是也要权衡一下？毕竟作证是有风险的，也要承担责任，对不对？”

　　崔老师真的放弃了，没有办理。他还说了这么一句话：“反正我就当了四年民办教师，镇教委里有档案。办成了，每月能领到八十块钱。说实在话，这八十块钱对一个农村人来说，不算少，可也无所谓，到哪儿挣不了这八十块钱呢？”

　　可过了两年，乡村医生补助的政策又来了。这时候，大家都发现，乡村医生补助的手续，比起原民办教师的来说，简直太宽松了。政策规定也需要有人作证，可只要三个村民作证就行；有的干脆就是村里的领导出面写几句话、签个字，甚至按个手印，也就过关了。

　　这个时候，我见到了崔老师，正巧旁边还有好几个上了年纪的人，都说：“崔老师，听说现在你那事还可以到县里补办。反正咱们镇上，凡是干过民办教师的，教委里都有档案。你可以调取档案，到县教委去补办手续就行。”崔老师听说后，马上到镇上去调取了档案，亲自跑到县教委，很顺利就办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已经不再需要在职的公务员或者公办教师作证了。

　　后来我们在一起谈论起这件事，崔老师跟我们几个当年的同事都这样说：“钱确实不多，干五六年，每月也就百多块钱，能做什么呢？可良心话，这是一份尊严。政府没有忘记我们，承认我们曾经为教育事业出过力、做过贡献。想到这些，我们这些当年没转正的原民办教师，能领到教龄补助，也算是一份荣耀，不是能用那几个钱来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