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建国，今年45岁，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搁在十年前，我还是村里小有名气的瓦匠，靠着一把瓦刀，能给家里挣回不少活钱。可后来城里的工地越来越规范，没证的师傅没人敢用，我这手艺就慢慢没了用武之地。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父母常年吃药，儿子要读高中，处处都得花钱。没办法，老婆秀莲咬咬牙，收拾了两件行李，跟着村里的姐妹去了广东的电子厂打工，这一去，就是整整八年。

　　八年里，秀莲一年只回来一次，就是腊月二十七八，待到正月初五初六，就得匆匆赶回去。算下来，一年到头，我们俩在一起的日子，满打满算也就十天。

　　别人都说我轻松，守着家，不用出去风吹日晒，可谁又知道，一个大男人守着空荡荡的屋子，心里有多憋屈。

　　每天早上六点，我准时起床，先去猪圈看看两头老母猪，再去菜地里摘点青菜，回来给爹妈煮早饭。伺候老人吃完，又得去镇上的小五金厂打零工，下午五点下班，回来接着做饭、喂猪、洗衣服，忙到晚上八九点，才有空坐在院子里抽根烟。

　　这时候，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虫鸣和远处的狗吠。我望着天上的月亮，就会想起秀莲。想起她走的那天，在村口的大巴车上，她扒着窗户哭，说“建国，你在家好好照顾爹妈和孩子，我在那边好好挣钱，等儿子考上大学，我就回来，再也不出去了”。

　　那时候我还笑着安慰她，说“放心去吧，家里有我呢”。可大巴车一开走，我转身就抹了把眼泪。

　　最难熬的是逢年过节。别人家都是热热闹闹的，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可我们家，就我和爹妈，还有儿子。儿子高中住校，只有周末才回来。年夜饭的桌子上，摆着我炖的鸡、炒的肉，可谁都没什么胃口。爹妈总念叨，说“秀莲要是在就好了”，儿子低着头扒拉米饭，不说话。我只能强装笑脸，说“她在那边挣钱呢，等明年，明年就回来陪咱们过年”。

　　可这话，我都说了八年了。

　　秀莲在电子厂，一天要站十二个小时，流水线上的零件一个个从眼前过，稍微慢一点，组长就会骂人。她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一件衣服能穿好几年，每个月发了工资，除了留一点生活费，其余的全打给我。我知道她不容易，每次打电话，都跟她说“别太累了，该吃就吃，该穿就穿”。她总是说“没事，我不累，你在家别舍不得花钱，爹妈要吃药，儿子要补课，钱得花在刀刃上”。

　　有一回，我半夜接到她的电话，她在那头哭，说车间里的机器太吵，她耳朵疼，晚上睡不着觉。我心里像针扎一样，却什么忙都帮不上，只能在电话里安慰她，说“实在不行就回来吧，咱们日子苦点就苦点，我再去工地找找活”。她哭了一会儿，又说“不行，儿子明年就要高考了，我得再熬熬”。

　　挂了电话，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坐到天亮。

　　村里的人闲言碎语不少。有人说，秀莲在外面挣了大钱，看不上我了；有人说，她在外面早就找了别人，不回来了。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我嘴上不说，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我了解秀莲，她不是那样的人，可架不住别人天天说，说得多了，我心里也犯嘀咕。

　　有一回，儿子放假回来，突然问我“爸，我妈是不是不回来了？”我当时就火了，抬手就想打他，可手举到半空，又放了下来。我知道，儿子也想妈了。我抱着他，说“你妈肯定会回来的，等你考上大学，她就回来了”。

　　其实我心里也没底。

　　去年冬天，秀莲回来的时候，我差点没认出她。她瘦了好多，头发里添了不少白丝，眼角的皱纹也深了。她看见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就扑到我怀里哭了。那天晚上，我们俩坐在炕上，说了半宿的话。她说，电子厂的活越来越不好干了，厂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她手脚慢，经常被组长训。她说，她想家，想爹妈，想儿子，想我做的红烧肉。

　　我抱着她，说“回来吧，别出去了，咱们守着家，日子慢慢过”。

　　她摇摇头，说“再等一年，等儿子考上大学，我就彻底回来，再也不出去了”。

　　正月初六，我送她去镇上的车站。大巴车要开的时候，她从窗户里递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是她给我织的毛衣，还有给爹妈买的保健品，给儿子买的参考书。她看着我，说“建国，辛苦你了”。

　　我摆摆手，说“不辛苦，你路上小心点”。

　　大巴车开走了，扬起一阵尘土。我站在车站，看着车子越走越远，直到看不见了，才转身往家走。

　　路上，我摸了摸怀里的布包，暖暖的。

　　村里人还是会说闲话，可我不在乎了。我知道，秀莲在外面吃苦，是为了这个家。我守在家里，照顾老人孩子，也是为了这个家。我们俩，一个在外面，一个在里面，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

　　现在，儿子马上就要高考了。我每天除了干活，就是去镇上的书店给他买复习资料。我盼着他能考上好大学，盼着秀莲能早点回来，盼着我们一家人能团团圆圆地过日子。

　　有人问我，这么多年，你一个人守着家，后悔吗？

　　我摇摇头。

　　后悔啥呢？日子不就是这样吗？有苦有甜，有盼头就好。

　　等秀莲回来，我要给她做她最爱吃的红烧肉，要陪她去村口的小河边散步，要告诉她，这些年，我想她了。

　　等儿子考上大学，我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