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听人说个事，88岁的老母亲在养老院安详走了，可她儿子压根没工夫瘫在地上哭——眼前立刻摆着一张得掐着点跑完的“通关地图”，一步都不能错。

　　第一站没去灵堂，先奔社区医院，就为拿一式三份的死亡证明。这纸是“钥匙”，没它后面啥都办不了。刚拿到手，他马上给殡仪馆打电话，声音压着情绪，特冷静：“车可以派了。”

　　接着赶第二站派出所，把母亲的户口本、身份证，还有刚从医院拿来、还带着点油墨味的死亡证明，跟自己的证件并排搁在冰凉的柜台上。这时候没多余话，就像两代人最后一次“交接”——他得亲手把母亲在这世上的户籍注销掉。最后机器吐出来两张纸条：一张户口注销证明，一张专门用来“证明他妈是他妈”的关系证明。

　　所有纸都塞进牛皮纸袋，沉甸甸的，他攥着就往第三站殡仪馆跑。这儿没讨价还价的余地，墙上挂着巨幅价目表，从告别厅租用到骨灰盒的钱，每一项都写得明明白白。他就指着选项、签字，全程像在办工作项目，半点不像是跟母亲告别。

　　按规矩，从告别到火化要等三天。三天后，他领回装着母亲骨灰的盒子，又转头去社区办最后一件事：申领丧葬费。再一次把所有证明、母亲的银行卡和医保卡摊在桌上，工作人员审核完说，钱大概两个月能到账。

　　直到这时候，这场又快又沉的“闯关”才算完。原来送走至亲最后一程，不是哭到崩溃、长跪不起，反而是一场冷静到有点残酷的“任务”——每一步都得按流程来，容不得半点恍惚。这事儿听着让人心里发紧，也让人明白，成年人的告别里，藏着多少说不出口的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