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95年正营转业，转业费九千多块钱。这已经不错了。

　　那年我32岁，穿着没摘肩章的军装回了老家县城，街坊邻居都围过来看热闹，说我是“吃皇粮的大官”，以后肯定有出息。我笑笑没说话，心里跟明镜似的，正营转业到地方，按政策能安排个正科级岗位，可县城里的编制挤破头，能不能落实还两说。我媳妇秀莲在家门口迎我，手里攥着块皱巴巴的手帕，眼圈红红的，说：“回来就好，咱不求当官，平平安安过日子就行。”家里条件不算好，老母亲卧病在床，儿子刚上小学，那九千多块钱，是我们全家未来几年的指望。我去县人事局报了到，人家让我等通知，这一等就是小半年。为了贴补家用，我蹬着辆二手三轮车，走街串巷收废品，昔日的正营军官，成了街坊嘴里的“破烂王”，有人笑话我，我也不恼，心里就一个念头：先把日子过下去。

　　眼瞅着年底快到了，人事局的通知终于来了，可分配的岗位却让我傻了眼——不是什么正科级干部，而是县化肥厂的保卫科副科长，说白了就是个看大门的。我心里憋屈得慌，去找人事局领导理论，人家两手一摊：“全县转业干部多了去了，能给你安排个正式工就不错了。”秀莲劝我：“好歹是铁饭碗，先干着吧。”我咬咬牙，去化肥厂报了到。保卫科的工作清闲，每天就是查查进出车辆，登记来访人员，可厂里的年轻人都看不起我，背后叫我“转业兵”，连科长都对我指手画脚。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转眼到了第二年夏天，县里突然传出来个消息，说化肥厂要改制，要卖给私人老板，全厂职工要么买断工龄，要么自谋出路。这个消息像一颗炸雷，在厂里炸开了锅，大家都慌了神，我心里更是咯噔一下——我这铁饭碗，怕是要保不住了。更让人揪心的是，老母亲的病突然加重，住进了医院，每天的医药费像流水一样，家里的积蓄很快见了底。就在我愁得头发都白了几根的时候，秀莲却偷偷告诉我，她把家里唯一的老房子给抵押了，贷了五千块钱，还说：“妈要紧，房子没了咱再挣。”

　　化肥厂改制的消息越来越真，厂长召集全体职工开会，说愿意买断工龄的，能拿八千块钱补偿，不愿意的，就跟着新老板干，工资减半。职工们吵翻了天，有人哭有人骂，我坐在角落里，心里五味杂陈。八千块钱，还不够我妈半个月的医药费，可要是跟着新老板干，这点工资根本不够养家。散会之后，科长拍着我的肩膀说：“你是转业干部，跟我们不一样，去求求领导，说不定能给你换个好岗位。”我摇摇头，我这辈子最不喜欢的就是求人。回到家，我看着躺在病床上的老母亲，看着埋头给我缝补衣服的秀莲，看着趴在桌子上写作业的儿子，心里突然冒出个念头：我不能就这么认命。第二天，我揣着仅剩的三千块转业费，又找亲戚借了两千，去了县城的农贸市场，租了个摊位，卖起了蔬菜水果。我每天凌晨三点就去批发市场进货，拉着满满一车菜回来，摆好摊位，就开始吆喝。以前的同事路过市场，看到我都绕着走，我假装没看见，照样扯着嗓子喊：“新鲜的黄瓜西红柿，便宜卖了！”日子虽然苦，可每天看着钱匣子慢慢鼓起来，我心里就踏实多了。就在我的菜摊生意越来越好的时候，化肥厂的新老板突然找到了我。

　　新老板姓王，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他看着我摊前的新鲜蔬菜，笑着说：“我找你，不是为了化肥厂的事。”原来，王老板不仅买了化肥厂，还在城郊包了几百亩地，想搞生态种植，可他缺个懂管理、能吃苦的人。他早就听说了我的事，说我一个正营干部，能放下身段收废品、卖蔬菜，肯定是个能干事的人。他想让我去给他当农场经理，工资是化肥厂的三倍，还管吃管住。我愣住了，半天没回过神来。王老板拍着我的肩膀说：“我知道你是个实在人，跟着我干，亏不了你。”我回家跟秀莲商量，秀莲笑着说：“我就知道你不是池子里的鱼，想去就去吧。”我辞了化肥厂的工作，去了王老板的农场。我把在部队里学的管理经验用在农场上，每天带着工人除草、施肥、浇水，农场的蔬菜长得绿油油的，很快就打开了销路。一年后，农场盈利了，王老板给我涨了工资，还分了我一部分股份。我用赚来的钱，赎回了老房子，还给母亲治好了病。现在的我，再也不是那个蹬三轮车收废品的“破烂王”，也不是那个看大门的保卫科副科长。有人问我，后悔转业吗？我摇摇头，说：“路是自己走出来的，当年那九千多块转业费，是我的底气，更是我的警钟，它让我知道，人这辈子，不能靠等，得靠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