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人民主要分为农民、工人和干部三大群体。工人实行八级工资制，从最基础的学徒工起步，逐步晋升为一级工、二级工等，级别数字越大，工资待遇越高。例如，在某国营纺织厂，学徒工每月工资可能仅有十几元，而八级工则能拿到近百元，这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收入差距，激励着工人们不断提升技能、努力工作。

　　干部实行二十三级制，十三级及以上属于高干序列，与工人工资制不同，干部级别数字越大，官位越小。干部涵盖范围广泛，包括政府部门的管理人员、企业中的领导与技术骨干、军队中的各级指挥官，甚至医疗、学校等事业单位的教师、医生也属于干部范畴。以某县医院为例，院长可能是较高等级的干部，而普通医生则根据其工作经验和职称评定相应的干部级别。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全国一盘棋，工资待遇有着统一的基数标准，并根据地区差异分为从一类地区到十类地区进行补差。海南、西藏等地由于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等因素被列为十类地区，当地干部工资相对较高，以补偿其工作环境的特殊性。

　　无论是何种类型的干部，在当时的体制下，工作调动十分常见。一名军事干部在战争时期带兵作战，战争结束后，组织可能调他去地方担任县委书记，之后又因工作需要，安排他去企业担任厂长，或者到科研院所担任所长。这种跨领域的调动在当时是为了适应国家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

　　在工资待遇方面，不同工种有相应的补助。以二级工为例，其工资基数为三十八元，若从事煤矿、炼钢等艰苦行业，工资则可提升至四十三元，且后续保持该工资水平。同时，干部和工人都享有退休金和公费医疗待遇。在当时的国营企业和事业单位中，职工们不用担心退休后的生活保障和医疗费用问题。例如，某国营机械厂的老工人退休后，每月能按时领取退休金，生病就医时，几乎所有费用都由单位公费报销，这使得职工们对单位有着强烈的归属感。

　　苏联的集体农庄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逐步实行 “国家保证的工资制”，从本质上与国营农场的运营模式趋于一致。而中国的人民公社在 60 年代初也曾进行过类似尝试，考虑由国家为农民提供退休金和公费医疗兜底，但由于当时国家经济基础薄弱、农村人口众多等复杂原因，最终未能实行。

　　计划经济时期，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都实行 “单位” 制度。企业采用类似机关事业单位的会计制度，以资金平衡为核心，不存在利润的概念。年初，单位根据上级拨款制定预算，在运营过程中，企业通过产品销售获得收入，事业单位依靠学费等收入，机关可能有罚款等收入，同时产生原料采购、工资发放、退休金支付、公费医疗报销等支出。年末，若有结余则上交，不足部分向上级申请拨款。例如，某国营拖拉机厂，年初获得上级的生产资金拨款，一年中生产拖拉机并销售给各地农村合作社，同时支付工人工资、报销职工医疗费用等。若年末资金有剩余，需按规定上交；若资金不足，则向上级打报告申请追加拨款。

　　可以将计划经济时期的工厂类比为现在的汽车公司旗下没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工厂，它们只需专注于完成生产任务，无需考虑盈亏、价格和供销等市场因素，这些都由上级统一规划。

　　在这种体制下，单位并不提前提取退休金准备或医疗金准备。当单位内有人退休或需要公费医疗报销时，直接将相关费用纳入预算上报。若单位资金不足，如公费医疗报销费用超出预算，单位向上级打报告，上级必须拨款，因为这是全民所有制下应承担的债务。

　　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变革。机关干部转变为公务员，事业单位有了独立的管理体系，企业也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管理，不同群体的身份差异逐渐凸显。随着社保制度的建立，企业人员需由企业和个人共同缴纳社保费用。而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长期以来未缴纳社保，直到近年才开始统一缴纳。

　　现行社保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诸多不足：

1，代际不公平问题：

　　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没有社保缴纳机制，也未提取退休金准备和医疗金准备，这部分以 30 后、40 后、50 后、60 后为主的人员直接进入社保体系享受保障待遇。在 90 年代社保制度建立后，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的正式工作人员，之前的工龄，包括知青下乡等经历都被 “视同缴费”，在计算社保养老金时，视同缴费工龄与实际缴费年限合并计算。

　　从理论上讲，应该以计划经济时期的积累，也就是许多人说的“前三个馒头”，来支付这部分人的养老和医疗保障费用，但实际上，这种积累的分配和使用缺乏明确的对应机制，导致了代际之间的不公平。例如，一些 60 年代参加工作的国企职工，在退休后享受着较高的养老金待遇，而他们在工作期间并未实际缴纳社保费用，这对后续缴纳社保的年轻一代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负担。

2，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人员的不公平：

　　以 50 后、60 后为例，当年一些 211 工科本科毕业生被分配到企业，而另一些专科甚至中专学历的人员被分到机关事业单位。如今，企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通常仅为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一半。同样，两个退伍或转业军人，一个进入企业，一个进入事业单位，退休后企业人员的退休金明显低于事业单位人员。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待遇上，还涉及到从过去干部制度到现行制度转变过程中，人们对自身待遇的合理预期未能得到充分满足。比如，老张是一名 60 年代的 211 工科本科生，毕业后进入一家国营企业工作，辛苦工作几十年后退休，每月退休金只有 3000 元；而与他同期毕业、学历较低的小李，进入了机关单位，退休后每月退休金高达 6000 元，老张对此深感不公平。

3，社保缴纳时间差异导致的不公平：

　　企业人员自 90 年代社保制度建立起，就按照规定缴纳社保，而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长期不向社保基金缴纳费用，直到 2014 年 10 月 1 日才开始缴纳，且在此之前的工龄也 “视同缴费”。此外，公务员在社保养老金之外，还有根据级别确定的额外退休待遇。这使得不同群体在社保缴纳和待遇享受上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在某市政府部门工作的小王，2014 年前参加工作，其 2014 年前的工龄被视同缴费，退休后除了社保养老金，还能领取一笔可观的额外退休补贴；而在企业工作的小赵，从 90 年代就开始缴纳社保，退休后仅能领取社保养老金，两者退休待遇差距明显。

4，社保制度对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及征收问题：

　　现行社保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强迫人们保持连续就业。在私企等不稳定单位就业的人员，面临诸多社保问题。部分企业为降低成本，不给员工合规缴纳社保，或者员工因就业不稳定，无法连续缴纳社保，还有些企业未按照员工实际工资计算社保基数。

　　虽然社保征收已转给税务局，但税务局对社保征收缺乏刚性措施。按照税收征收的标准，核实企业员工工资并据实征收并非难事。例如，一些小型私企，为了节省开支，按照当地最低社保缴费基数为员工缴纳社保，而员工实际工资远高于该基数。灵活就业社保对于灵活就业人员而言，成为了一项额外负担，减少了他们的可支配收入，这导致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对参加社保热情不高。

　　有些农民工为了应急，甚至提取个人账户中的社保资金，而统筹账户的资金则白白流失。例如，在建筑工地打工的农民工老李，由于工作不稳定，经常换工地，社保缴纳断断续续。有一次家里突发急事，他不得不提取个人账户中的社保资金应急，而之前缴纳的统筹账户资金却无法退回，而这本质上仍然属于企业支付给他的薪水的一部分。

5，农民的养老待遇问题：

　　长期以来，农民的养老待遇极低，每月仅有一两百元的养老金，几乎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

　　有人认为农民在过去主要是自给自足，未产生额外价值，但从社会整体角度看，农民做出了巨大牺牲。

　　在农业领域，农民通过辛勤劳作，保障了国家的粮食安全；在工业领域，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贡献了力量。

　　然而，由于社保制度的不完善，大多数农民工未能参加职工社保制度。随着改革开放和加入 WTO，中国城镇化进程加速，2022 年农民工数量达到 2.96 亿，2023 年城镇化水平达到 66.2%。

　　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一方面改变了城乡人口结构，加速了农村老龄化进程；另一方面，老年农民工返乡养老问题凸显。

　　所谓的返乡养老，实际上是一个伪概念。首先，养老金与地域无关，有养老金的人无论身处何地都能领取；其次，子女大多进城，返乡后难以与子女团聚；再者，城市医疗条件远优于农村；最后，农村土地收入微薄，难以维持生计。例如，在某农村，60 岁的老陈，子女都在城市打工，他每月仅靠一两百元的养老金生活，想种点菜、养点鸡鸭补贴家用，却因体力不支而力不从心。

　　第一代农民工的归宿应该在城市。虽然有人担心城市生活成本高、公共服务紧张，但实际上，只要放开城市郊区、远郊土地，他们的生活成本就能降低。并且在城市，他们可以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看大门、收垃圾、当服务员、收停车费、做保洁等，收入远高于在农村种地。例如，在某城市郊区，政府划出一片区域建设廉租房，为进城务工的老年人提供住所。老张从农村来到城市，在小区当保安，每月收入 3000 元，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

　　对于高龄失能农村老人而言，养老困境更为残酷。他们需要专业的护理，如定时翻身、喂药、测血糖、喂流食等，养老院通过集约化管理可以降低成本。

　　但当老人返家后，子女由于缺乏专业技能和知识，难以提供良好的照料。而且农村老人入住养老院的费用主要依靠子女承担，随着经济形势变化，部分子女收入降低，无法负担养老院费用，导致农村老人退院潮出现。

　　例如，在南方某 GDP 百强城市，运营农村养老机构的从业者表示，往年老人因各种原因退院的比例约为 15%，而今年上半年，由于经济形势不佳，子女就业机会减少，主动将老人接回家护理的情况增多，退院率提高到 25%。甚至出现一些子女拖欠护理费、故意失联，将老人遗弃在养老院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养老院为了维持运营，可能会降低欠费老人的伙食标准，减少护理和医疗投入，影响老人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

　　农村老人在社保、医保方面待遇较低，其子女收入也相对不高，导致农村养老问题率先暴露。

　　但从长远看，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加深，老年生活对绝大多数人都将是巨大挑战。老龄化问题的本质并非单纯的养老金名义货币问题，而是人口结构老化导致社会总产出量与总消耗量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对社会发展产生阻滞。尽管经济会持续发展，但随着年轻人减少、劳动力价格上涨，养老费用必然会更加昂贵。因此，现在的很多人在未来也可能面临住不起养老院的困境。

　　为缓解养老问题，可采取以下措施：

　　短期来看，需加大社会资源对养老领域的投入，合理调整社会财富在修桥铺路、养老抚小、科研教育、外交国防，对外援助等项目上的分配比例，增加养老补贴。例如，政府可以提高对养老院的建设补贴，降低养老服务机构的运营成本，从而减轻老年人的养老负担。

　　中期而言，要积极提振经济，促进经济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使子女能够承担起父母的养老院费用。比如，通过出台一系列产业扶持政策，鼓励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吸纳更多劳动力就业，增加居民收入。

　　长期则要着力提升生育率，改善中国的人口结构，降低抚养比，减轻整个社会的养老压力。例如，政府可以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如提供生育补贴、延长产假、增加托育服务设施等，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