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与鼓励生育，这两项看似方向迥异的国策，实则统一于中国追求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宏伟目标之下。它们是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针对变化着的人口主要矛盾，作出的科学、连续的战略调整。其核心并非简单的“限制”或“鼓励”，而是服务于国家可持续发展与民族复兴的根本需要。

　　政策的演变：从控制总量到优化结构

　　中国的人口政策始终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其主线是从应对“人口过快增长”转向应对“结构性问题”。

　　历史阶段（上世纪70-80年代）

　　核心矛盾：人口基数大、增长快，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造成巨大压力。

　　政策重心：严格控制人口数量。

　　关键措施：推行“晚、稀、少”，后实施“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

　　写入宪法：“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写入1978年宪法。

　　 主要成效：有效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

　　调整与过渡（2013-2020年）

　　 核心矛盾：人口结构问题凸显，如新生人口持续低迷、老龄化加速、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

　　政策重心：逐步调整，试探性放宽。

　　关键措施：先后实施“单独两孩”（2013年）和“全面两孩”（2016年）政策。

　　 实践发现：政策效果短暂，生育堆积效应释放后，出生人口再次回落，表明低生育意愿成为新挑战。

　　当前阶段（2021年至今）

　　核心矛盾：总人口出现负增长，少子化、老龄化趋势加剧，人口安全问题凸显。

　　政策重心：转向鼓励生育，构建支持体系。

　　关键措施：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并将重点放在构建 “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上，从经济、时间、服务等多方面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新目标：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内在的统一：共同的目标与连贯的逻辑

　　两个时期的政策并非相互否定，而是基于国情变化，为实现同一终极目标进行的战略接力。

　　1. 目标一致：追求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

　　无论是过去的计划生育还是现在的鼓励生育，其根本目标都是为了使人口规模、结构、素质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过去控制数量是为了避免人口过多拖累发展，如今鼓励生育是为了防止人口过度衰退和结构失衡影响未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时，也明确了政策导向是 “推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

　　2. 基础继承：计划生育为国策转型创造了前提

　　严格的计划生育为国策平稳转型奠定了基础：它极大地缓解了资源环境压力，提升了人均资源占有量和教育投入，促进了妇女发展，也极大地改变了公众的生育观念。没有这个基础，今天直接讨论“鼓励生育”将面临完全不同的、可能更为艰难的局面。

　　3. 理念演进：从“管理控制”到“服务支持”

　　早期的计划生育侧重于社会管理，而当前的鼓励生育政策则强调 “服务家庭” 。这标志着人口工作理念的根本性转变，即更加尊重家庭和个人的生育自主权，并通过完善公共服务来支持家庭的生育决策。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和深化。

　　当前的挑战与百年的视角

　　政策转向后，挑战依然艰巨。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较低水平，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持续走低。经济压力、教育焦虑、职业发展冲突等，是影响生育意愿的深层次因素。

　　因此，“生育问题要抓100年不动摇”的论断，具有深远的前瞻性。它意味着：

　　政策必须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人口趋势的扭转非朝夕之功，需要持之以恒、一以贯之的努力。

　　工作必须具有系统性：必须超越单一的“鼓励多生”，转而构建一个覆盖婚恋、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养老全生命周期的支持体系。这涉及财政、税收、教育、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几乎所有的社会政策领域。

　　核心在于提升人口综合素质：未来的竞争本质是人力资源的竞争。政策不仅要关注人口数量，更要通过提升全民的健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强国优势。

　　总而言之，从计划生育到鼓励生育，是中国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依据人口发展规律作出的科学、必要的调整。它体现的是一种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国家发展智慧。两项国策一脉相承，共同服务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事业。以百年为尺度的坚定与努力，正是为了确保在未来的人口格局中，国家始终保有充沛的活力与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