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5日，深圳，布吉关、南头关正在拆除。图为深圳布吉检查站进关方向的早高峰车流。（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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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区成立初期，因为关税、边防等问题，为了便于管理，从1982年6月份开始在深圳特区和非特区之间修建一道“特区管理线”，东起盐田区梅沙背仔角，西至宝安区南头安乐，全长84.6公里，全线用高达近3米的铁丝网隔离。这道铁丝网把深圳分为特区内和特区外，俗称“关内”和“关外”，这条管理线也被很多深圳人称为“二线”。而扼守“二线”各个关口的广东边防深圳经济特区检查站（共16个），则被称之为“二线关”。


　　“这是共和国诞生以来，建设的首条经济特区管理线。”二线关的变迁史，也是一部深圳的进化史。它的建立，是为改革开放护航；它的拆除，是为深化改革开放铺路。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郑宇钧


　　责任编辑 | 姚忆江


　　谭录明的办公桌上摆着他的一张军装照，照片上的背景，是一个已不再有的建筑物：布吉关。


　　布吉关消失在3年前，在那个燥热的7月，几台炮机轮番作业、粉尘四起。洒水车不断喷淋下，不到3天，存在了32年的布吉检查站联检大楼被夷为平地，“下车过关查边防证，没证遣返樟木头”的年代，也一去不复返。


　　如今，布吉关原址建起了公交枢纽，地铁从头顶穿过，旁边的草埔木棉岭社区是湖北“的哥村”，四千多名的哥驾驶着红色捷达，连接着关内关外。深圳特区建立38年来，曾有36年被一道道物理阻隔割裂，这便是“二线关”。相当于两个马拉松长度的它，由用花岗岩石板铺成的巡逻道、2.8米高的铁丝网等组成，一网之隔，隔开关内关外。


　　曾经的关山难越，如今一路坦途。谭录明见过新生，也见过告别；见过阻隔，也见过开放。曾任广东边防深圳经济特区检查站（以下简称“特检站”）参谋长的他，亲历了“二线关”建关、守关、撤关的全过程。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2018年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广东省，同意撤销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旨在促进深圳经济特区一体化发展”。这道存在了36年的“二线”，正式走入历史。


　　为此，深圳人等了8年。


　　2010年7月，国务院批复深圳经济特区扩大至全市，“二线”分隔特区内外的职能，成为过去时。2014年7月，深圳“特检站”官兵被分流，“二线”名存实亡，只留下关口的建筑和车检通道、安全岛、岗亭等设施。2015年6月，16个关口综合改善工程启动，“二线关”从此在地图上“消失”。如今，“特检站”被拆除，边防官兵的身影不再，昔日戒备森严、闲人勿近的巡逻道，成了市民休闲健步的绿道。


　　如今，物理意义上的“二线关”已除，思想上的“二线关”，以及关内关外的发展差距，依然一定程度存在。二线关的变迁史，也是一部深圳的进化史。它的建立，是为改革开放护航；如今，它的拆除，是为深化改革开放铺路。


　　2015年6月15日，深圳布吉检查站，行车道上的岗亭已经完全拆除，地面上只留下交通导流线和建筑物的痕迹，一旁的检查站大楼也正在进行前期拆除工作。（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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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关：史无前例的“二线”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歌曲《春天的故事》里唱到的这个圈，就是当年的“关内”。


　　在老百姓看来，“二线”的称谓，来自于与深圳和香港的边境线“一线”相呼应。谭录明解释道，“二线”其实是特区管理线和边境管理线的合称。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同意设立“深圳经济特区”。经过中国海洋直升机公司的三次航测，确定了当时的特区面积为327.5平方公里，只占现在深圳面积的16%，特区管理线便修建在原特区与非特区之间。而原来在宝安与东莞、惠州交界处的边境管理线，就此南移，与特区管理线两线合一。


　　“这是共和国诞生以来，建设的首条经济特区管理线。没有前例，为了要到二线建设的水泥、钢材和木材，我们不停往北京跑。”原深圳市政府二线建设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黄萍说，她1982年从新疆调到深圳，被分配在由时任市委秘书长舒成友主管的二线建设办公室工作。她介绍，“沿线铁丝网的设置、巡逻公路的修筑、排水沟的挖掘、电缆的铺设、关口设施和部队营房的建设，总预算1.35亿，由中央、省、市各投资三分之一。”


　　“为节约巡逻公路开支，最终确定用每平方米工价17元的石板修建。”黄萍说。最先各单位会商巡逻路修建方案，提出建的是碎沙石路，当时造价为每平方米20元。原七支队认为，雨季易冲坏砂石路。接着有单位提出修沥青路，可太阳暴晒、汽车重压都易使它损坏。而造价高的水泥路，造得起养不起，万一坏了，部队没钱维修。因此，原七支队提出修一条石板路，便于沿线山上就地取材，而部队亦有能力维修。


　　“把二线营房、生活区尽量放在荒山，放在铁丝网以外的地方就有39.6万平方米。那一带征地费用很低，平均每亩地884元，最少的30元一亩。”舒成友生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指挥部预算给七支队20个中队146幢5.5万平方米的营房建筑面积，每平方米造价155元。


　　“当时，部队的生活费一天只有5毛钱，住的是茅棚。”深圳市政协常委欧阳祥山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他曾任原广东边防七支队教导大队大队长。二线建设多是在山脊，山高路陡，施工难度大。就这样刀砍斧砸、逢山辟路、逢水架桥，边防官兵们喊着号子砸石头、架设电缆，专业施工队至少用7个月才能完成的电缆沟，他们不到一个月就干下来了，足足有116公里长、1.2米深。而当时刚由转业基建工程兵303团改编的原深圳市第四建筑公司，接到的第一个大任务就是安装半屋顶形的铁丝网，以及预制栏杆。山路不通车，四五名战士用肩扛，硬是将一块块七八百斤重的栏杆运上山。


　　“二线关”由两支武警边防部队值守，广东边防七支队负责二线巡逻路及铁丝网、工作口的管理；广东边防深圳“特检站”，担负对进出经济特区人员、车辆的检查管理。谭录明于1983年11月由湖南参军入伍，“到南头关新训时就分到一把铲，马上投入平整新营区的劳动中”，12月29日“特检站”成立。


　　来深圳时办边防证、找到工作后办暂住证、调入深圳户口后办带T字标的特区身份证，这是不少深圳人的集体记忆。“冒名顶替、涂改证件是在检查站最常遇到的情形，还有抓获爬越铁丝网的。”谭录明说。


　　“过关”，成了许多第一次来深圳的人，对这座城市的初印象。据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潘石屹的坎》一书介绍，1988年，潘石屹从河北廊坊石油部管道局辞职，变卖全部家当，甚至连棉被也卖了，南下深圳。到达南头关时，没有边防证，过不了关。浑身上下只剩八十多元的他，一咬牙花了50元，找“蛇头”求助。结果，他从“二线”铁丝网下挖的一个洞里，钻进了特区。这个后来的百亿富翁，在深圳工地挑过砖、推销过电话机，从业务员干到经理。


　　潘石屹是那个年代来深圳奋斗者的缩影。在当时，办边防证，要经过单位政审、派出所核查、公安局办证三个程序。没单位的就更难，需要街道居委会审查。还要查档案，看有没有犯过政治错误。如果是在农村，从村里、乡里到县里，最少要盖四五个公章，往往还需要找关系。


　　巨大的市场，让蛇头由此滋生。据统计，在“特检站”建立到2010年特区扩容的27年间，共抓获境内外蛇头1300多人。


　　和执法人员玩捉迷藏的，还有小贩。


　　当时深圳经济特区实行一系列税收减免政策，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的文件提及，“凡经批准进口供特区使用的生产和消费资料，除烟酒按最低税率减半征税，少量物品按章征税外，其他均免征关税，特区运往内地的货品，应按一般进口的规定征税。”由于价格差异，一群小贩经常骑着自行车，成群结队出现在关口。遇到关口检查，便一哄而散。


　　边防证和关口，往往成了各种悲欢离合的分岔路。有人在来深圳的火车上被偷走钱包，幸好在垃圾桶里找到边防证；有人因为丢失边防证而无缘进入特区，从此与成为深圳人失之交臂，遗憾终身。


　　“凭深圳公务员证件可以不用下车检查。持深圳、珠海特区居民身份证、居住证的，有专门通道通行，不用挤持边防证的长龙。”中英街历史博物馆创馆馆长孙霄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他是1990年由陕西调来深圳市文化系统工作。


　　1989年，孙霄第一次来深圳时，他由西安经广州转车来深，在广州登车时就得检查边防证，车过了东莞樟木头，还得再次查证。后来，经常得去广州开会的他，南头关是他最常出入的关口，“那时夜深了，南头关外的河边，还有许多不能入关的打工者露宿街头，躺了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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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线


　　谭录明永远忘不了那一片片黑压压的人头，那是1987年，一个连边防官兵都会用收音机偷听香港电台二台“谭咏麟、梅艳芳的劲歌金曲”的年代，香港诱惑力不言而喻。


　　一则谣言在惠东、惠阳一带传播：新任港督应诺，但凡是偷渡到香港的人，可在三天内领取香港居民身份证。有鼻子有眼的谣言更声称，“海关开闸3天，可以自由出入香港”。


　　信以为真的老百姓，沿着通往惠深的公路浩浩荡荡而来。“当时我们接到口岸办消息，从布吉到沙湾的路和山上，都被人群占据，粗略统计约有5万人之多。1987年6月20日，这是历史上外流人员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发展最快的一天。”谭录明说。危机整整持续了5天，据资料显示，从6月20日20时到6月25日20时，“特检站”全站共出动兵力4977人次，检查进出特区人员116.32万人次，劝退外流人员2.7万人次，按规定收缴边防证5570张。在兄弟部队和公安机关的协同下，“特检站”官兵积极劝阻、严防死守，并调派大巴将群众送回家，化解了这次外流冲关事件。而谭录明印象里最后一次偷渡潮，发生在1999年。1999年1月，香港永久居民在内地所生子女申诉居港权，有群众企图经深圳偷渡去港，亦被“二线”执勤部队抓获。


　　除了外流香港，还需防范的是非法进入特区。1988年2月，两百多万外省民工盲流入粤，“有10天时间，每天都有四五千名盲流人员在南头、布吉、沙湾一带巡逻路侧及特检站聚集、徘徊。”谭录明说，在特区建立之初，反偷渡、反走私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二线关”作为调控特区人口结构和质量的“总阀门”，保持了特区的良好治安，成为减轻深港一线压力的屏障。


　　“1992年‘小平南巡’以后，冲关人数迅速减少，‘二线’再无重大冲关现象。特区的优惠政策逐渐变为普惠政策，‘二线’在经济上的作用逐渐减弱。”谭录明说。1992年8月，深圳首次申请扩大特区范围，虽然未获国务院批准，但是关外企业，经申请也可以获得优惠待遇。尽管“二线关”维持现状，但管理理念，已由“武装保卫”型向“行政管理”和“服务执法”型过渡。


　　二线关这道地理分界线，一度隔开了财富，“宁要关内一张床，不要关外一套房”，也造成一系列问题。原特区内的面积只占深圳总面积的1/5，这造成“一市两法”，根据全国人大授予深圳经济特区的立法权，只能在原关内适用。如《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处罚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规定，关内闯红灯罚1000元，可当时关外只罚200元。由于政策法规不能统一执行，使得深圳在推进诸多改革事项上，困难重重。 同一个城市，同一片土地，却有天壤之别。形容关内，用不完的褒义词：整洁、干净、建设快、治安好、交通发达、道路宽畅；而关外则是反义词，脏乱差、交通不便、治安环境差。关内实行双休日，而关外制造业为主，工厂一般都是一周工作六天，没有社保和医保。


　　“中考时，老师给我们鼓劲说，‘关内’学生的分数普遍高于我们，要自强。”深圳人陈则腾小学时在关内的实验学校就读，中学转往关外的龙岗龙城中学，他逐渐意识到，关内关外巨大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的差距。


　　特区之初，宝安遍地水塘、稻田，二线从中划过，将不少责任田一分为二。隔网相望，一些农民过上了“家在关内，地在关外”的生活。于是，政府设置耕作口，方便他们就近通行、种地。铁丝网开的一道小门旁，亭子里，两三名原七支队官兵，既不持枪，也不持警棍，一天24小时轮班执勤，检查来往村民证件。


　　禾坑肚耕作口所在的长排村，便构成了二线另一道景观。几座刻着“国务院、一九九七”的界碑，显示出这个村子的不寻常。它一部分属于“关外”的龙岗布吉街道，另一部分则属于“关内”的罗湖区东晓街道，一百多栋的握手楼，却分东晓派出所和罗岗派出所两个所分管。


　　“插花地”，是长排村这些村庄的别称。这是个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村庄，原本这里只是一座山，从1996年开始，大批来深的外来人口开山建房，“二线”周边形成的真空地带，一度成了城市管理的盲区。


　　时移世易，昔日功劳显著的“二线关”，成了深圳特区的“锁链”、“阻碍”、“羁绊”。


　　深圳梅林坳绿道就与当年的“二线关”重叠。（福田发布微博截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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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关


　　1992年小平南巡时，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曾向邓小平汇报过二线关的问题。“当时，有人主张撤销二线关，认为阻碍了特区一体化，但我们的主张是，让整个深圳都变成特区，还可以解决‘一市两法’问题。所以当时汇报时提出撤销宝安县，逐步推进特区内外农村城市化。这几个想法都得到了小平同志的首肯，他说，‘我都赞同，你大胆去干。’”李灏曾对媒体回忆。


　　1998年，深圳市政协委员郁万钧、陈锡添在深圳市“两会”递交提案，建议重新审议“二线”存在的必要性。提案认为，“二线”对特区的屏障作用变成了城市发展的锁链和阻碍，主张撤销“二线”、部队调防、不设围网等。此后每年两会，“二线关”存废均是热议话题。2002年，广东省和深圳市两会，相关议案、提案就达10份之多。


　　进入21世纪，伴随着各界对深圳发展的反思和审视，撤销“二线”的呼吁此起彼伏，这些呼声也获得了国家层面的关注。


　　对于管理线撤销或北移的问题，2002年6月，国务院调研组曾得出结论：政治意义大于经济利益，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暂不能撤。香港回归后，要继续维护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减轻一线的压力，二线是最好的屏障。


　　时任广东省边防总队总队长张崇德大校在受访时说，“二线关的问题不是单纯的铁丝网的问题……不要二线关，深圳和珠海的治安能否得到保障？香港、澳门的繁荣稳定会否受到影响？国际上会有什么反应？一国两制会否受到冲击？经济特区还要不要？出于慎重考虑，所以中央没有在二线关的去留问题上操之过急。”


　　关于“二线”撤除的呼声日益高涨，“留存”的意见则出现动摇。而在经济特区管理线“暂不能撤”的前提下，放松管理成为各方可接受的变通方案。


　　2003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广东省边防总队，实施“深圳、珠海经济特区成立以来边防管理最重大的一次改革”，简化办证手续、部分群体免办边防证，还有一项是“取消沙头角边境特别管理区宵禁，区内实行24小时通行”。


　　“解除了宵禁，夜里需要看病，就能去关外的诊所，这是原住民最需要的。”中英街沙栏吓村村主任吴天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百姓的呼声不能等，改革已迫在眉睫。


　　2008年，国务院调查组再次赴深调查“二线关”，结论为保留二线管理仍为必要。在剥离掉维护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使命后，维护边防、维护香港稳定，成为其继续存在的依据。2010年，国务院批复深圳经济特区扩大至全市，至此，“经济特区管理线”作用已不复存在，仅有“边防管理线”继续发挥作用。2007年，“二线关”最后两个检查站新城检查站、福龙检查站启用。而它们一面世，就成为过去。


　　此前的2005年6月起，“特检站”取消边防证查验程序，只会偶尔在关口进行临时检查，从此，“边防证”完成使命，一个时代过去了。


　　2015年6月4日，深圳二线关口交通改善工程启动，南头关广告牌、安全岛被拆除。曾任南头检查站主任的陈木光看到了这一幕。“如今的南头关原址道路被拉直，车辆通行也更快。”他提及的，更多还是对未来的希冀。


　　2017年4月18日，在上百名警察的防护下，一声巨响，长排村山顶紧挨着山脚的5栋“握手楼”应声倒塌，6000平方米的楼房夷为平地，这是深圳二线插花地棚户区改造的“首爆”。


　　这是一次漫长的告别。


　　唯有足够的时间和努力，才能消弭历史欠下的旧账。关内关外的城市景观，差距在逐步缩小。在“十二五”期间，深圳向原特区外投资累计超过8899亿元，占全市总投资的70%。这个比例在深圳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要提高到80%以上。


　　随着“二线关”警戒功能的消失，穿行其中的驴友们，发现不少路段的铁丝网已锈迹斑斑。有的被“爬山虎”攀满，有的水泥柱已歪，斑驳的表面露出扭曲变形的钢筋。如今，在网上搜索“二线关”，能找到不少网友制作的骑行攻略，这条曾经的边防管理线，已经成为一条市民休闲游玩的观光线。


　　昔日“二线关”的守卫者已远去。据武警广东总队执勤第二支队宣传干事陈胜俊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2014年7月，原广东公安边防总队第七支队和深圳经济特区检查站被撤销，合并组建原武警广东边防总队机动支队；2018年7月，军改靴子落下，该部队由公安边防部队转隶到武警部队，成为原武警广东总队深圳机动支队；2018年11月，该支队与原武警广东总队第五支队被撤销，合并组建为武警广东总队执勤第二支队，机关驻地珠海。这两支因“二线关”而生、与之同发展的部队，也随之走入历史，乃至于撤离深圳。


　　风风雨雨过后，远离喧嚣与争议的“二线关”淡出市民视野。“留住这些历史，也是留住深圳这座城市的集体记忆。对‘二线关’的改造，要充分利用其原有的历史属性，这样才能塑造出具有历史烙印的公共开放空间。”深圳市政协常委黄玲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惟新 ·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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