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泽居民区的问题、摇摆及美好未来(上) - 告别的温度:宝兴、盛泽,旧里面向未来⑦

旧改工作往往要经过数次征询。其中,二轮征询是旧改中最艰难的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矛盾和冲突被放大,原本被埋葬的陈年旧账再一次被翻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人与房子之间的关系也被无限放大。
金陵东路地块旧改包括宝兴和盛泽两个属地居委,涉及居民2119证。其中盛泽居委涉及居民983证。
从第一户居民签约到所有居民交钥匙完成结算,这是一个极其不易的过程。然而,从实践过程中看,只要秉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尽力倾情做好群众工作,再难的山也搬得开。
28居委会无小事
“侬好!我来领牛奶票。”上午九点刚过,盛泽居委会一天忙碌的工作刚刚开始,就有居民来到了居委会,找居委工作人员领取牛奶票。
盛泽居委会位于上海市黄浦区盛泽路上,盛泽居民区东至河南南路、西至福建南路、南至人民路、北到延安东路。
盛泽居委会以老人和外来人口为主。户籍户数为2511户,实有户数为1143户,户籍人口有7937人,其中常住人口有3781人。60岁至80岁以上老人有2886人,90岁以上老人有117人,其中纯独居老人75人,低保户有129人,还有439人为残疾人,包括精神残疾50人。
在盛泽居委会门口挂着的一个牌子上,罗列着多达22项的服务职能:居民区党建服务站、人大代表联络点、红十字服务站、“扫黄打非”服务站等,小小的居委会办公点承担着五花八门的服务类别,可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盛泽居委目前共有10位居委工作人员,他们分别负责卫生、文教、调解、党群、就业等条线,每个人有负责的块区,块区的划分基本上是按照门牌号来的。
走进盛泽居委会里,迎面摆放着一张干净敞亮的的桌子,几部值班电话被整齐地摆列在上面。工作时间内,各位居委工作人员们会轮流坐班,等待着各位居民们前来寻求各种帮助,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位居委工作人员值班到21点。
居委会的工作日常,更多的是生活中琐碎的小事,这其中,尤其是以邻里之间的矛盾为主。有人说居委工作人员就像“和事佬”一样,两边做工作;也有人说居委工作人员是“老娘舅”,专注于处理各种纠纷矛盾,但在居民的日常生活里,如果没有他们,很多小的矛盾也可能会被放大。
早上九点,居委工作人员们刚上班,盛泽路80弄的一户居民就来居委会找蔡菁,说弄堂里有一个空调外机声音响得不得了,周围的邻居反响很大,让她去看看。蔡菁听后心里觉得奇怪,但还是赶紧和蒋琛主任一起去到现场。
刚走到弄堂口,居委工作人员们就被人拦住了。蔡菁一看,原来是社区有名的“刺头”,他对着蔡菁大声地嚷嚷:“你们居委赶紧管管啊!如果不管的话,我就拿把榔头,把那个东西给敲了!”说完便拉着蔡菁来到弄堂里,指着二楼的一个空调外机让她看。蔡菁一看空调的位置,才明白那个空调外机虽然装在盛泽路80弄里,但却是和他们一墙之隔宁海东路上的居民钱阿姨家里的。
看清楚是钱阿姨家的空调外机后,蔡菁敲开了钱阿姨家的门。钱阿姨听蔡菁说她家的空调外机声音影响到其他居民时,表示平时开空调时窗户都是关着的,所以并不知情。她打开空调听了听声音,虽然是白天,外机工作的声音听上去确实蛮响的。蔡菁对钱阿姨说:“到了晚上声音还会更刺耳,而且旁边弄堂里还有个刚出生的小宝宝,影响很大,你们能不能尽快修一修呢?”钱阿姨回答道:“知道了。”
回到居委会,蔡菁心里还在想着刚刚那件事。她对事情的解决也没有太大的把握,毕竟牵涉到钱的问题,修空调肯定要花钱的,年纪大的人更舍不得花钱。蔡菁叹了一口气说道:“只能先走一步,看一步了。”
过了几天,风平浪静,“怎么那个刺头不来找我了,难道空调修好了?”蔡菁心里纳闷着,她来到宁海东路一看,原来旧的外机不见了,一台崭新的空调外机挂在了墙上。
蔡菁又敲开了钱阿姨家的门,连声说谢谢。钱阿姨却说:“你是我们的块长,平时在块里跑进跑出,为我们居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上次我家国外的亲戚来借住,还是你帮忙办的暂住登记呢!现在你工作上的事情要我帮忙配合,我当然大力支持了。再说了,这个空调也旧了,正好换新的。”
正如这样的小事基本上每天都会发生,居委会的工作虽然都是一些小事、琐事,但盛泽居委工作人员却一直秉承着一个信念:居委会无小事,每件事都要认真对待。只要你认真努力地去做,居民们就一定会记住你的付出。

盛泽小区这里的房屋类型都以二级旧里为主。由于房屋年代久远、人均居住面积狭小,使用手拎马桶、合用厨房,一家老小蜗居在十几平方米的小屋,是大多数居民的生活状态。毗邻高楼大厦的老城厢内,逼仄的生活环境给居民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于是,渴望旧改的呼声不断。对于居住在这里的居民来说,旧改,或许是改变他们目前生活状况唯一的一种方式。
“黄浦区作为中心城区,但老旧房屋却是最多的。”坊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对于地处上海市中心黄金地段的金陵东路地块来说,旧改工作也不是说来就来。
“金陵东路地块旧改提前了三年,原计划是2022年动的,这次机会确实很难得,希望党员居民们可以带头宣传一下,动员更多的居民早点投票,12月27号当天就投票!早征收,早受益;早旧改,早得益。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把旧房改造办成,居民的生活都能得到改善。党员之间也相互配合,把工作做好。”外滩街道副书记许金武在一次动员会上对盛泽居委的各位工作人员讲道。
2019年12月21日清晨,上海中雨,天空灰蒙蒙的。虽是周末,但盛泽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们一大早就全员到齐,为了征收的事情继续加班。
每天早上,居委工作人员会先用Excel表格记录下居民的情况与矛盾,然后打电话给征收办要到居民的电话号码,一家一家打电话过去,先和居民约时间,看看居民是否在家。如果在家,就上门去做思想工作,一个人说不动,就请律师、征收所还有居委会的其他居委工作人员们一起。
10点23分,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兵分几路,有人前往征收所询问最新的情况,有人前往居民家中做思想工作。
下午3点,居委工作人员们都在各自工位上忙碌着,突然,一名人高马大的中年男子冲进居委会里来,和蔡菁吵了起来。
原来,这名男子想来居委会开一张他和他妈妈住在一起的证明,但蔡菁查询后发现这家人有7个户口,但该男子的户籍不属于盛泽居委的块区内,无法帮他开这张证明。该男子在领牛奶票的时候,不分青红皂白地质问蔡菁:“你为什么不给我开证明?却能领牛奶票?”听罢,蔡菁只能耐心地向他解释:“因为领牛奶票留的是你的电话号码,我只能找你,但领牛奶票和开证明是两码事,你的户籍不属于我们块区,所以我们无法帮你开这种证明。”该男子显然不听劝,继续在居委会办公室里嚷嚷着。
对于居委会的各位干部来说,这种吵架的情况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有事就找居委会,生活中的一点琐事也会成为居民之间吵架的导火索。副书记李云平在居委会已经工作十年时间,他坦言自己的性格也变得越来越随和,家里人不是很理解他,而他本人却对自己的工作十年如一日,依然能够保持一腔热血。2013年,李云平还考取了中级社会工作师的证书,这个证书的含金量还是很高的,“我们居委会以前也有招过一些年轻人,有些年轻人无法接受这种想象与现实的落差,就离职了。”李云平说。
回忆起自己刚考进社区的时候,李云平还是一脸的自豪。他习惯性地掏出了手机,打开相册,翻出自己读大学时的奖状,厚厚的一摞。然而,都是和现在工作完全无关的电气机械方面的证书。用现在的话说,李云平当年也是不折不扣的“理工男”。
只不过,如今让他骄傲的已经从自己转变为儿子。居委会的同事们,每天都会定点听到来自李云平对儿子的夸赞,“我儿子一个人去韩国玩啦!”“我儿子和明星合影咯!”“我儿子公司开年会了。”李云平的儿子学的是新闻传播专业,三十不到的年纪,就已经做到某跨国公司亚太区市场部副经理的位置,光这点就够李云平骄傲一辈子了。
居委工作人员平时都会调侃李云平,说他的手机就是个宝,里面装满了他的青春。然而,因为征收的繁重工作压力,李云平的朋友圈里有关儿子的信息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是工作上的一些信息。
除了李云平,盛泽居委会的其他工作人员,面对征收工作,每一位都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因为这是一场注定要迎难而上、胜利在望的“战役”。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压力,盛千书书记也一次次地给各位居委工作人员提提气。他有脂肪肝,还有气管炎,原本已经戒掉了烟,但是面临征收这种头等大事,又点起了烟。他也不止一次地勉励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街道党工委是我们的坚强后盾,我们要理直气壮,和区里的各部门一起配合做好征收工作,居委工作人员们不要有后顾之忧。”
30涉及真金白银,问题逐一浮现
城市作为一个有机体,始终面临新生与衰亡、保留与淘汰、保护与发展的双重挑战。旧改,是上海近年来极其重要的一项民生工作;旧改,是为了几十年蜗居旧区的人,能有条件住上更好的房子;旧改,关乎着民生,更关乎着人生。然而,当涉及到真金白银,一系列隐藏的问题都逐一浮出水面。
“我家的面积和别人家的面积差不多,为什么钱会差这么多?”
“别的地方征收均价都是七八万一平,为什么我们这里的均价这么低?”
“为什么我们家分的房子都在那么远的郊区,我年纪大身体不方便,平时看病怎么办?”
谁都渴望过上更舒适的生活,谁也渴望搬进宽敞明亮的新房子里。但呼吁总归是呼吁,2019年12月3日,当盛泽居委辖区内的各位居民拿到了《居住房屋征收与补偿测算单》的时候,一串串具体的数字浮现在各家人眼前,几家欢喜几家忧。“旧改梦”由此转向了不同的方向。
按规定,征收补偿的方式有三种:货币补偿、房屋产权调换以及货币补偿和房屋调换两种方式相结合。有人选择换房子,有人选择“拿钱”。“钱”字当前,各种各样的揣测与质疑声随之而出,各式谣言开始四处传播,居民们在各自的微信群里开始转发一些小道消息,甚至有一些谣言:“居委工作人员们都是有奖金拿的,听说奖金一人10万块!”曾经一有事就找居委会帮忙的居民,开始对居委工作人员们戴起了“有色眼镜”,而对于盛泽居委的各居委工作人员来说,这些谣言也为他们的旧改工作增添了不少的难度。
很多老一辈的居民都抱着一种观念:“旧改,可以改变人生命运!”这种观点根生蒂固几十年,不曾改变。“地段!地段!还是地段!”不少老上海人衡量一间房屋的价值,都是以地段来作为重要的标准,金陵东路的不少居民都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市中心的房子怎么能和郊区的房子比呢?也有一部分居民认为:李强书记两次来宝兴里调研,这里理所应当会被特殊对待。每次听到这种说法,盛千书只能一遍遍地向居民们耐心地解释:“李强书记来我们这里调研,是来提速的,不是来提价的。”可有些居民显然并不赞同这种说法,觉得居委会和征收所是串通一气联合起来对付他们的。
此外,通勤和子女教育问题也是居民们考虑的重要因素。有些居民找房子,一定要找地铁沿线的,还要地铁1号线、2号线、8号线、14号线;有些居民房子买到了松江,下班坐地铁回家,还要再坐一小时的公交,交通出行很不方便;有些居民家里如果有正在上学的小孩,子女教育也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面对居民随之而来的各种疑问,各种顾虑,各种揣测,房管所和征收所负责解释,居委会负责协调。其实,居委会作为见证方,对于实际结果并不接触。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能做的就是:能争取的就和征收所再协商,不能争取的当时就拒绝居民的不合理要求。如今,旧改所有的流程都在阳光下,公开、透明,正如在街道上随处张贴的牌子上面写的:“征收过程全透明,征收结果全公开。”
“如果你确实有一些困难,我们还是会帮忙讲的,毕竟要考虑到人情。但是对于征收的一些硬性规定,我们是没有办法的。像评估单价这些都是投票选出来的,这部分是没有办法商量的。”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刘怡静表示,自己块区里有很多居民是摇摆不定的,一边有人说:“你把房子挂牌交易,也卖不出去这么高的价格。”一边也有人说:“金陵东路这块地方,单价必须高。”也有一些居民比较识大体,会劝解邻里邻居:“政府征收这块地方,肯定是有用途的。”而刘怡静会这样劝左右摇摆的居民:“你看你隔壁的也搬走了,楼下的也搬走了,你孤零零地住在这里,人是群居动物,你总归要和别人交流的吧。”有居民说:“我房子在这,人不在这也可以啊!”面对这样的情况,刘怡静会用这样的方式劝居民:“你这样僵持着,不但不会多拿钱,还会一天一天地扣利息。”
针对不同居民的情况,居委工作人员也会用不同的话术来劝解居民,核心意思还是希望居民们早签约、早搬离、早拿钱。在一轮征询到二轮征询过程中,居民的心态起伏不定,盛泽小区也暂时出现了一些征收的“困难户”,例如阁楼面积、家庭矛盾、拒绝沟通等问题。但方法总比困难多,不同类型的问题,总有解决之道。
● 30.1 小阁楼有大矛盾,一把公尺来衡量
没有征收盼征收,真要征收怕征收,这是很多老百姓都会有的心态。一些老百姓抱着“怕吃亏”的心态,总怕自己家会吃亏,少分到钱。然而,家家户户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这其中就涉及到阁楼和违规搭建等问题。在征收过程中,居委工作人员也因为这些问题,反反复复与居民沟通,然而,沟通的过程比预想中的难度要大很多。
什么是被征收的房屋面积呢?按照规定,分为公有和私有房屋,被征收房屋为私有房屋的、房地产权证上记载的一般均为建筑面积;如果被征收房屋为公有房屋的,租用公房凭证上记载的一般为居住面积或者使用面积,需要结合换算系数来计算相应的建筑面积。因为面积有限,居民们就想法设法在房屋原有面积上加盖阁楼,一个个凸起的阁楼,也成了征收过程中比较棘手的难题。
按照金陵东路地块的征收补偿政策,2001年11月1日前租用公房凭证中已有记载、用于居住并已计算收取租金的阁楼,不同的高度决定征收面积的大小。
规定虽如此,但事实上很多居民家里的情况各异。居民总会想:“为什么我家里的阁楼面积不能算呢?为什么差不多的阁楼,别人家却可以算面积呢?”
针对居民对阁楼面积的疑问甚至是一些质疑,盛泽居委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一遍遍解释,同样的话翻来覆去说了很多遍,但有些居民还是转不过弯来。在居委会工作人员张文君所负责的块区里就有一户家庭,因为阁楼问题,迟迟不肯签字。
林彩英和丈夫、女儿一家三口已经居住在宁海东路上已经有很多年了,林彩英的女儿至今没有出嫁,也没有房子。林彩英和她丈夫都患有大病,平时的医疗费开销很大,他们也会经常来居委会领取补助。
2019年12月26日,也就是二轮征询预签约的前一天,张文君随同征收所的工作人员前往林彩英家中,试图与她再一次沟通。
张文君走进一条较深的巷子,巷子口堆砌着垃圾,突然间一只硕大的老鼠从地面上迅速穿过,张文君被吓了一跳,连忙往后躲。因为年代久远,弄堂里很多设施都已经老化。鼠害,也是附近居民都会面临到的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看到张文君等人的到来,林彩英第一句话是:“哎呀,你们居委会搬离以后,我再也找不到你们怎么办!你们有联系电话吗?”
“有!我们办公电话不停的。阿姨你记住我的电话,有事给我打电话!”张文君回答道。林彩英拿出了笔,认真抄下来张文君的电话号码。“个么征收以后,你这个号码一起搬过去啊?”林彩英又问道。
“对的,我的电话号码不会变的。”张文君耐心地回答。“随便你们搬到哪里去,我们只要有一个电话好联系!”林彩英表示道。
这时,张文君试探地问林彩英:“阿姨,你准备什么时候搬?”听到这话,林彩英顿时瞪大了眼睛,气冲冲地说:“搬什么搬!不搬!他们吃掉我一整个阁楼面积啊!我凭什么搬!”林彩英指着自己的阁楼说:“你看看,我的阁楼从这里到那里通通都是,我真的是快要上吊自杀了,房管所整整吃掉了我6公分!我这整整是4.8平方米的阁楼啊!”
林彩英继续说道:“我听说有些人房卡上有面积,付着房租,但没有算面积;有些房卡上没有面积,听说被量了面积!他们讲不讲道理啊!”说罢,她掏出了结算单,结算单上显示她的补偿款是三百多万。
因为这事,林彩英去问了很多人,她咬准了一个物业经理之前对她说过的一句话:“你家的阁楼面积你是付过房钱的,所以征收时阁楼面积应该有的。”
说完,林彩英又带着张文君去其他邻居家里看看他们的阁楼。居民之间总喜欢比较,尤其是在征收的时候,你家多少,我家多少,居民们都会这样比来比去。在林彩英眼中,差不多的阁楼,差价为什么就这么多?对此,她无法理解。
林彩英认为,虽然她家的阁楼没有邻居家的高,但是比邻居家的面积大,但其实,她家的高度没有达到政策上面的高度,所以按照旧改政策,不能算面积。
“如果你拿个尺子量到底,差不多是够的。我女儿给我算过的,这样会损失二十多万。就因为差了六公分,一个阁楼面积不给我算,你算我半个也可以啊!”林彩英似乎感觉自己有点理亏,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诉求:她觉得给不了她全部的阁楼的补偿款,给一半的补偿款也可以。
张文君再一次提醒她:“阿姨,如果您一天不签约,就要扣一天的利息,钱在一天天的损失。”听罢,林彩英却说:“小张啊,我不难为你们居委会,我也不想影响你们的签约率,你们说的利息我不管,随便扣!反正我都这么穷了,不差于那点利息!”显然,她咬准的是更大的补偿款,对于眼前损失的一些利息,反而毫不在乎。
在林彩英家中的桌子上,放着许多药瓶,今年69岁的林彩英曾患过癌症,身体不是很好,因为这件事,她已经愁得几天几夜没有睡好觉了。张文君叮嘱林彩英多注意身体:“阿姨,身体是第一位的,如果您身体垮了,就算给您1000万的补偿款,又有什么用呢?”
“我也想活啊,我现在很困惑,我也很矛盾。我不想签字,因为他们吃掉了我一个阁楼,你说加上阁楼,我能分四百多万啊!我对事不对人。我就不签,他们能拿我怎么样!这事你们居委会做不了主,你能帮我解决早帮我解决了。”林彩英嘴里继续嘟哝着。
因为阁楼问题,林彩英可谓是辗转难眠,心事重重。其实,像她这样的问题,不少有阁楼的居民都会遇到。然而,这看似无法解开的心结,面对征收方案这样一把公平的尺子,也会逐渐被矫正。而像林彩英一家这样的情况,即便提出了不合理的要求,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面对居民群众,既要讲征收政策的“普通话”,也要讲居民听得懂、听进去的“上海话”,设身处地为居民着想,办法就会比困难多。最终,在征收所和居委会一遍遍解释下,林彩英一家决定签字,顺利搬离。

住在山东南路上的胡莉一家7人为一个户口本,承租人和户主都是胡莉,房屋居住面积为17.87平方米,补偿安置款有数百万元。胡莉经营着一家烟杂店,她要求参照隔壁烟杂店的征收标准,才肯搬离。
虽然同为烟杂店,但两家店的情况是迥然不同的。胡莉家隔壁的烟杂店并没有居住面积,而胡莉家的烟杂店是有居住面积,所以胡莉家部分面积要按照居住面积算,这样比起隔壁烟杂店的面积会低很多。但胡莉却认为,不管是居住面积还是非居住面积,不能分开算。就因为这个问题,她迟迟不肯签约搬离。
为此,盛泽居委会开过两次协调会,但承租人胡莉均未参加,胡莉的四个子女也曾为谁担任代表发生过严重的争执,并无法就分配达成一致。后来,胡莉的四个子女商量,选出了胡莉的女儿李丽作为代表参与协商,征收所的工作人员与李丽展开了进一步的沟通。
“我们要一视同仁,这样的狮子大开口的不合理要求是不可能满足的。”张文君表示,虽然胡莉是她块里的居民,作为块长的她理应照顾居民,但面对居民这样的不合理要求,显然不能满足。有一回,张文君准备去外滩社区长者照护之家探望胡莉,胡莉女儿李丽看到张文君说:“你们来看望老人,都不带点水果啊!”李丽还对张文君说:“你们不要和我妈说有关征收的事。她血压高,有心脏病,倒下来你们负责得起吗?”每每听到这样的话,张文君只能轻轻地叹息一声。
为了征收这件事,李丽搬到了胡莉的烟杂店里,并打算在这里长住。但大多数的时间,店里的门都是关着的,居委会也找不到他们人,就这样僵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即使这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但居委会干部和征收所的工作人员并没有知难而退,几次试图前往外滩社区长者照护之家做胡莉的思想工作,但胡莉的女儿却告诉外滩社区长者照护之家的工作人员,不让居委工作人员与其母亲见面。居委干部前后三四次上门,都无法见到胡莉本人,好在六月份,终于把征收文件送到了养老院里,送到了胡莉手上。虽然依旧没有见到胡莉本人,但胡莉的女儿思想开始有了松动,因为以前她老母亲并不知道征收这件事,而现在终于知道了。经过双方的协商,双方都拿出了认可的方案,顺利解决了这件事。
2020年6月20日,胡莉一家最终决定签字,并在签字后将家中的物品陆续搬离。
征收过程中,基层干部采取的方法就是难与易统筹兼顾,一开始就瞄准重点户,不断登门讲道理、做工作,不厌其烦地对话,就像是“汤圆锅里下糯米,不是你粘着我,就是我粘着你。”
● 30.3 电话被拉黑、上门吃闭门羹
对于征收这件事,很多居民都咬准,居委会的干部帮不上什么忙,于是面对居委工作人员的每一次电话和上门,他们都是持拒绝态度。
居委会登记的一些电话号码,平时都能联系到,但是一到征收阶段,打过去都是一句“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或者是响过几声以后就被挂掉了。碰到这种情况,盛泽居委工作人员们只能苦笑,他们知道,自己又一次被居民拉黑了。
有一些电话因为年代比较久远,打过去都已经换号码了,居委工作人员也想出了不少方法来,比如通过身份证等信息查询到对方的社保记录,再通过社保记录上留着的电话号码查询到对方最新的电话号码,再尝试拨打。
“现在叫征收,不叫动迁了,但是居民几十年的老观念,还是改不过来。有些居民就觉得,忍忍几个月,对方一定会放水的,所以就一直拖着。我们打电话也不接,上门也找各种理由拒绝,其实这种想法是没有依据的!”刘怡静无奈地表示。
为了打通块区里居民的电话,刘怡静也是想了又想,试了又试。她觉得,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要沟通,如果拒绝沟通,那么问题就会一直僵着,对于双方来说都没有任何好处。于是,她花了大量时间去找到和当事人对话的途径。
在刘怡静块区里的一户居民,无论是居委会,还是征收所,从来没有打通过电话,对方曾表示对征收的事情很排斥。刘怡静就通过承租人的儿子入手,通过做就业调查的方式电话联系到承租人的儿子,刘怡静对她儿子说:“你妈妈在旁边吗?把电话给你妈妈。”
他儿子说妈妈就在旁边,就把电话给了他妈妈。电话里,刘怡静也劝起了这位居民:“您最好还是要接电话的,征收这么大的事情您最好还是过来一趟,咱们有话好好说!”在刘怡静的耐心劝解下,这户居民终于愿意与征收所的工作人员沟通,成功签约。
除了通过电话方式联系居民,上门去做思想工作也是各位居委工作人员的工作常态。很多居民都是房子在这里,人早就搬离这里,面对一些居民拒绝沟通的态度,张文君也多次跟随征收所的工作人员上门去做思想工作,但不是每一次都能顺利进门。
2019年12月的一个工作日,早上九点刚过,张文君就随同征收所的工作人员驱车前往浦东,他们了解到,承租人和女儿住在一起,于是就想上门去做思想工作。这家人居住在浦东区的一个高档小区里。但万万没想到,还没进小区,他们就吃了闭门羹。因为小区物业必须要求业主同意才能放张文君他们进来,张文君连小区的门都进不去,实在没办法的他们只好找了社区警察求助,在社区警察的帮助下,张文君和征收所的工作人员好不容易进到小区里面。
电梯上了11楼,张文君敲了很久的门,对方才终于打开了门。开门的是承租人的女婿,一看到是张文君他们这些人,他的脸上写满了疑惑:这么多人要干嘛?
“这是我家,你们要找我妈,就去她家找!不信你们进来看,我妈不在我家,我有权利关门,你们要是再这样,我就直播你们!”承租人的女儿也走到门口,一边说一遍掏出了手机,“你们要是还不走,我现在就现场直播你们!直播你们私闯民宅!”
张文君说:“阿姨,我们之前打电话和您沟通过的,今天来也是想和您继续沟通一下的。”谁知对方不但不领情,嘴里继续嘟哝着:“今天我要让全国人民看看你们的嘴脸!我要现场直播你们!”
这样的情况,在征收过程中,居委工作人员和征收所经常会遇到。即使是同一家人,不同家庭成员之间的意见也并不统一。有一次,刘怡静刚敲开一户居民家的门,正当男主人邀请刘怡静进家里的时候,女主人一看到是征收所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就对她老公大喊一声:“关门!”男主人只能无奈地对刘怡静说声抱歉,关起了门。
“其实我们也是想来帮他们解决问题的,不是过来欺骗他们的,这样做真的没有必要。”刘怡静苦笑着说。
旧改旧改,征的是房,收的是心。有时候,居民为了利益最大化有抱怨声甚至骂声并不可怕,这恰恰说明他们想向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倾诉。但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最怕的是,有些居民拒绝和他们倾诉。其实他们比谁都希望,居民们能多主动和他们聊聊。因为,他们想发自内心地帮助居民解决问题。
来源:周到
声明: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均为采集网络资源。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